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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先生有篇杂文,谈到聪明人和傻子的不同遭遇,讨论的就是此类现象。
据我所知,学者没有狡猾到这种程度,他们只是仔细提防着自己,不要得出不受欢迎的结论来。
由于日夜提防,就进入了一种迷迷糊糊的心态,乃是深度压抑所致。
与此同时,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,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。
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,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。
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——挣钱太少。
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,再挣很多的钱,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。
我个人认为,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法:其一,从真实中索取、筛选;其二,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;其三,凭空捏造。
第一种最困难。
第三种最为便利,在这方面,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,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。
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,与其养学者,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。
在中国历史上,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。
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、捏造信息,对于学术来说,是一种自杀之道。
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,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,文史学者尤其如此。
我上大学时,老师教诲我们说,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,一是治史的原则,二是党性的原则。
这就是说,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发生。
凭良心说,这节课我没听懂。
在文史方面,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。
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。
在中国历史上,每一位学者都力求证明自己的学说有巨大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。
孟子当年鼓吹自己的学说,提出了“仁者无敌”
之说,有了军事效益,和林彪的“精神原子弹”
之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学术必须有效益,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。
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,不过来得极慢,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;何况对于君主来说,“效益”
就是一些消息而已。
最好的效益就是马上能听见的好消息。
因为这个原因,学者们承受着一种压力,要和骗子竞赛语惊四座,看着别人的脸色做学问,你要什么我做什么。
必须说明的是,学者并没有完全变狡猾,这一点我还有把握。
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,就可发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,一种说,科学可以解决问题,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,首先要知识完备,然后才能按方抓药,治人的病。
照这种观点,我们现在所治之学,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,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。
另一种说道,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,这就如卖大力丸的,这种丸药百病通治,吃下去有病治病,无病强身。
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,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。
这就造成了一种气氛,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,旁的都不是学问。
在这种压力之下,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,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。
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《中国哲学史》,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,这是变狡猾的例子——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《西方哲学史》,从未提出为别人做修改,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——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。
从学问的角度来看,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,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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