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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战与道德（第3页）

这种怯懦并不是因为我们不重视道德问题，而恰恰是因为我们很重视道德问题。

假如我干了不道德的事，我乐于受到指责，并且负起责任；但这种不道德绝不能是喜欢或不喜欢某个电影。

假如我不看电影，不看小说，还可以关心一下正经学问，读点理论文章、学术论文。

文科的文章往往要说，作者以马列主义为指南，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，为了什么什么，等等。

一篇文章我往往只敢看到这里，因为我害怕看完后不能同意作者的观点，就要冒反对马列主义的危险。

诚然，我可以努力证明作者口称赞同马列主义，实质上在反对马列，但我又于心不忍，我和任何人都没有这么大的仇恨。

其实，不光是理论文章，就是电视剧、小说作者也会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，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，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；这样一来，他就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。

我对这些人原本有一些敬意，直到去年秋天在北方一小城市里遇到了一批耍猴子的人。

他们也用杨秀清的口吻说：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，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，等等，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。

我听了以后几乎要气死——猴戏我当然没看。

我怕看到猴子翻跟头不喜欢，就背上了反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罪名；而且我也希望有人把这些顺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——电影、电视、小说、理论文章都可以强我喜欢（只要你不强我去看，我可以喜欢），连猴戏也要强我喜欢，实在太过分了——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，尤其是见不得它做鬼脸。

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，不再从事文化事业。

不管在商界、产业界还是科技界，人们以聪明才智、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。

唯独在文化界，赌的是人品、爱国心、羞耻心。

照我看来，这有点像赌命，甚至比赌命还严重。

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？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。

所以，你不要怪文人下海。

假设文化领域里的一切论争都是道德之争、神圣之争，那么争论的结果就该是出人命，重大的论争就该有重大的结果，但这实在令人伤心。

假若重大的论争没有重大的结果，那就更让人伤心——一些人不道德、没廉耻，还那么正常地活着，正如孟子所说：无耻之耻，无耻矣！

我实在不敢相信，文化界还有这么多二皮脸之人。

除了这两种结果，还有第三种结果，那就是大家急赤白脸地争论道德、廉耻，争完了就忘了；这就是说，从起头上就没把廉耻当廉耻，道德当道德。

像这样的道德标准，绝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接受的。

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不在少数：我们热爱艺术、热爱科学，认为它们是崇高的事业，但是不希望这些领域里的事同我为人处世的态度、我对别人的责任、我的爱憎感情发生关系，更不愿因此触犯社会的禁忌。

这是因为，这两个方面不在一个论域里，而且后一个论域比前者要严重。

打个比方，我像本世纪初年的一个爪哇土著人，此种人生来勇敢，不畏惧战争，但是更重视清洁。

换言之，生死和清洁两个领域里，他们更看重后者；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敢于面对枪林弹雨猛冲，却不敢朝着秽物冲杀。

荷兰殖民军和他们作战时，就把屎橛子劈面掷去，使他们望风而逃。

当我和别人讨论文化问题时，我以为自己的审美情趣、文化修养在经受挑战，这方面的反对意见就如飞来的子弹，不能使我惧怕；而道德方面的非难就如飞来的粪便那样使我胆寒。

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现在文化的领域是个屎橛纷飞的场所，臭气熏天——绝不是的；我只是说，它还有让我胆寒的气味。

所以，假如有人以这种态度论争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逃到安全距离之外，然后再好言相劝：算了吧，何必呢？

＊载于1994年第4期《东方》杂志。